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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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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建筑节能网 2011/1/18 9:3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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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修修停停的波波折折后，占地11.9公顷，总投资近50亿元的“蛋壳”，还是以目前世界上最大穹顶的姿态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西侧。
在此，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代表着“中国的未来，新历史起点”的建筑。1999年7月，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用他的“蛋壳”方案打破了中国建筑评论界多年的沉闷，但2001年4月1日的开工仪式却在四面袭来的反对声中被迫取消。两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学院49位院士具名的《建议重新审议国家大剧院建设问题》送到了有关部门的办公桌上，随后，108位建筑学家和工程学家也具名表达自己反对和质疑的态度。7月，国家大剧院暂停施工，征求意见，修改方案。此后，这个人民大会堂的“天外来客”开始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最近随着壳体的完工而再次浮出水面。
从1999年7月法国保罗.安德鲁的“蛋壳”（国家大剧院）到2002年12月库哈斯的“门”（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从今年3月赫尔左格与德梅隆的“鸟巢”（国家体育场）到7月澳大利亚ＰＴＷ 公司和ＡＴＵＰ公司的“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再到11月11日诺曼.福斯特的“人民宫殿”（首都机场新航站），国际建筑大师们的这些超大聚光灯的开关。一场又一场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纷争与论辩周而复始却又备受关注地出现在以这些建筑为中心的舞台旁。
“两三年内，连续拿下世界上最有野心的建筑大师集毕生智慧和精力和作品，北京占的便宜实在太大了”，11月28日，在艾未未空旷的大客厅里，这个把自己裹在蓝色棉袄里的建筑师略显兴奋地说，“北京提供非就是一声富有构图的土地”。
曾在国家体育场的设计中担任艺术顾问的艾未未认为，现在的北京成了很多欧洲建筑师的“梦中天堂”。打破了理性秩序的疯狂和混乱让他们感到“异常的刺激”。所以当一名瑞士建筑师因本国优美的风光和舒适的生活而对“没有任何变化”抱怨时，中国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并不是说这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邵韦平认为，目前的形势正显示了中国开放型的姿态。无论是政府还是业主都希望将世界上最先进和建筑文化吸收到自己的建设中来，“从世界上来说，世界上很多开放型的大城市也都是采用这种模式的，所以我们要平静地来看待这件事。”
“这些建筑大师们都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理想并不是哪里都可以实现的。所以，哪里有土壤、有这种空气，就会激起征服这个空间的欲望。”北京京澳凯芬斯设计有限公司总设计师齐欣说。
七十年代或者是八十年代，法国的“土壤和空气”让那些迷恋做大建筑的建筑师们去到那里实现了他们的理想。接着柏林的几百座建筑大师们在国际招标的竞争中心尽情发挥。然后，现在轮到中国。
“要变成实验场，首先你要有空间和财力，同时还要有接纳的魄力。”尽管很多人跟刘欣的艾未未一样，认为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但仍有不少人反对把中国当做“实验场”，其中最著名的是有中国建筑界“泰斗”之称的吴良锒和他的建筑师儿子吴晨。
“如此无视历史文化名声的价值，只把其当‘地皮’使用，无异于拿传世字画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废铜！”当吴良镛开始激烈地批判中国的建筑文化在代表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工地中荡然无存时，却显得有些国不从心。他曾以国家大剧院专家专家评委会主席的身份。强烈反对国家大剧院不合国情的高昂造价以及与天安门广场的不协调性，可这位81岁的“两院”院士还是没有能阻挡住“蛋壳”的诞生。
与此同时，据一名业内人士透露，另一个务受争议的超大型地标性建筑——央视新大楼也在开始重复国家大剧院所经历的“坎坷”。由于受到一些“来自中国高层的压力”，库哈斯这座“造型怪异”的“门”目前已处于半停工状态。
“这些国际建筑大师的作品中，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邵韦平认为，它的确采用了很多非理性、非传统的建筑原理。
“它半停工还是全停工，或是根本盖不成并不是问题根本所在”，艾未未认为一个建筑的成败，并不意味着做这个建筑的理由合不合适。“一件合适的东西可能它长期存在，你一听就知道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意义，还有很多人当然希望它搞不成甚至希望它塌掉，但这是一个狭隘的态度。”
“他集幻想、实践者、哲学家、实用主义者于一身，他关于建筑与城市规划的思想把他推上了当代建筑界的争议焦点”，这是2000年库哈斯获22届普里茨克奖时，评委会给出他的评语。这个奖项在建筑界的地位相当于诺贝尔在科学领域的地位。
可当解构建筑大师库哈斯打算将自己这个巨大镂空的“门字型幻想”在北京实现时，我们发现要想理解他“建筑在具体处理上可以极度自由放任”的理念并不容易，“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建筑”，尽管他这么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是理性建筑，是感性的建筑。他不是从功能的合理性，结构的经济性方面考虑的，他的目的只是追求视觉上的震撼性”，这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严讯奇的观点。
谁为未来的城市负责？
旅美建筑学者傅刚在《都市村庄》中写道，只有两类建筑师的追求最值得尊敬。一类，是固守传统文化的继承，不争于胡乱发展，活儿做得极其地道完美，不随便掺新东西，纯粹古老，不听别人劝，拒绝外界的诱惑；再一类，全国以赴创新求变，不听别人劝，拒绝往回看一眼。保守的监守阵地，创新的不断进取，让这中间和稀泥的大多数相形见绌。
2003年转眼又快过去了，对于中国建筑师而言，除了跟随各国同行一起喧哗与躁动外，同时也面临着传统继承和观念创新的双重任务。
“解放初期，我们在材料、技术、人员都很落后的情况下，也自行建造了像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大型建筑，而且有些方面现在看来都还不过时。”王炜钰，这位从事了几十年建筑教育的老教授反对现在我们对国外建筑师的盲目崇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外国的力量来成就中国的力量”。
名目众多的大型城市建筑项目中越来越多采取西方建筑设计师的方案是一个事实，对此，邵韦认为“要克服一种倾向，就是我们中国开放了，国际建筑大师进来了，我们反而忽视了中国建筑师的存在，在竞争中，我们感到中国建筑和外国建筑师在设计水平上的差距是微小的，中国建筑师跟国外建筑师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机制上，国外建筑师背后有很强大的分工很细的技术支持部门，而中国建筑师从外部造型到内部工艺都要亲力亲为，承担了太多的工作量。”
支年北京的建设总量3000万平方业到5000万平方米，而整个欧洲大陆的建设总量一年只有1000万平方米，在这个数目庞大的建筑工程中，中国设计师何时才能扮演主角？在造型各异的地标性建筑成为新闻的同时，有人提出：谁来为这个城市的明天负责？
吴晨吁道：“我们要创造的不是艺术品，而是城市，所以要对民族、国家负责任。”对此，艾未未的反应也很强烈：“你见到哪个建筑为这个城市负了责任？是西客站负了责任还是平安大道负了责任？人都是在各种利益中做选择的，今天这个城市的既得利益者的选择也就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在艾未未眼里，这些计划体制下的城市建筑完全是“非人性”的作品。不过，他并不担心“既不科学也不艺术”的例子会在这些国际建筑大量的项目里出现，因为，“自由世界里”是不会有这些作品的。
“如果人类有未来的话，应该不会是我们今天设想的那样。所以，没什么好负责任的，这座城市该走向哪里就走向哪儿”艾未未说自己懒得去构想五十年后的北京是什么模样，因为今天的社会有意思就在于无法判断明天。
邵韦平认为，很多东西有它自己的逻辑在里面，不会因为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这个城市反而衰败了。所以，“不要过分替后人去担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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